用美劇《欲望都市》消遣時，李文發現，劇中的四個女生總是在逛街、買鞋、泡吧，總是可以在各種場合碰到各種男性，隨即開展一段或長或短的感情。

看著看著，她感覺非常荒謬。電視裡的人們精彩地生活，一個人隨時能遇見另一個人，而她窩在北京的合租房，一切都要靠購物和外賣軟件來解決。

這種荒謬在某一天達到頂峰。那天她下班回傢，電梯裡走進一個男生，她下意識往後退，沒想到男生和她住在同一樓。在她往包裡找鑰匙時，對方直接打開她面前的房門。她意識到，這是合租室友中的一個。

這是她決定退網的肇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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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後的幾年，李文不愛出門。

其實小區裡本來就有小菜場，但她要買個土豆都要點外賣。為瞭湊到起送價，還總是點一些不需要的商品湊單。

2020年，她就職於北京海淀區一傢互聯網公司，在附近與人合租。初到北京，她沒有朋友，下班不知道找誰聊天，周末也不知道去哪裡玩。

現在回憶起來，李文說，那是一種“懸浮”的生活。

為瞭填補時間，李文頻繁刷著豆瓣，在“生活組”討論傢長裡短。《摩登傢庭》十季，《絕命毒師》五季，《老友記》十季。一集接一集，她以兩倍速的速度體驗人間百態，在哈哈大笑中消磨時間。

偶爾出門，她也不施粉黛，“別說男人瞭，連女性朋友都沒看見。”

李文租出租屋裡有3個房間。對合租房來說，共同空間的使用要靠默契和“感覺”，她一般很早起床，在其他人用洗手間之前出門，或者憑借聽覺判斷廁所裡是否有人出入。

住瞭一年多，她第一次知道斜對面的房間裡住瞭個男生，長這個樣子。

小文在北京自己去醫院

兩年以後，在北京兩千公裡外的深圳，路遊也遇到同樣的困境。去年夏天，路遊到深圳從事軟件開發工作，在城中村租瞭一個十一平米單間，早晨坐班車到公司，傍晚回來，生活兩點一線。

作為一個打工人，她感覺自己像一顆沒有情緒的螺絲釘，上班的時候要盡量不生病，不崩潰。“不能太開心，也不能不開心。”下班後回到局促的房間，除瞭玩手機似乎無事可做。“周末想去遠一點的地方，又覺得一個人出門好麻煩。”

權衡之下，她感覺，玩手機是成本最低的，最迅速能讓自己快樂起來的方式。但是，時間長瞭更覺空虛，“就像吃一塊巧克力，你會很快樂，但是你一直吃一直吃，就會厭惡自己。”這並不是她向往的生活。

六六鏡頭下自己的房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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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歲的路遊是個千禧愛好者。前互聯網時代，沒有即時通訊軟件，找夥伴的方式是到對方樓下大喊名字。朋友把頭從陽臺上伸出來，扯著嗓子約定好明天去哪裡。

這樣的交流是面對面的，不需要秒回，也不需要尷尬地發一連串“哈哈哈哈”。他們今天翻墻，後天爬樹，每一天都實實在在發生著什麼。

她如今的工作內容是開發APP，“即便是知名互聯網大廠，每天的kpi也是今天新增瞭多少用戶”，她不知道這樣的工作對社會是否有用。

曾經，她在豆瓣“反技術依賴”小組發佈瞭兩周實驗記錄，試驗期間，她一周的手機使用時間總共是15小時。

退網的具體操作包括關閉微信提醒和朋友圈，卸載豆瓣和微博、抖音之類的信息獲取app；規劃手機使用時間，比如看公眾號的時間、聊天時間、背單詞的時間，從而減少無意義打開手機刷屏的次數。

每天晚上，她抽出固定時間回復消息，就像回留言板那樣。

不玩手機後多出來許多時間，她不得不去做些什麼打發時間，看書、散步、和鄰居搭話。

當視線從手機轉移，她看到草上的雨水，看到樓下住的外賣小哥和快遞員，穿著背心或者光膀子和她擦肩而過。她可以聞到他們的汗味。

實驗第五天，她記錄下和好友通話一小時的感受，“很享受這種和朋友見面，和朋友打電話聊近況的感覺，有種很深的聯結感，這幾天雖然沒有朋友圈互動，微信聊天也變得很少，但是沒有覺得自己孤單。”

她突然感到，玩手機的生活是按下快捷鍵瞭的。一切都像水過鴨背，迷迷糊糊，渾渾噩噩。但當放下手機開始認真生活時，因為實實在在做著事情，日子好像被標記瞭一樣被記住，“每一天都實實在在發生著什麼。”現在，她選擇在固定時間回復消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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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豆瓣，一些小組正刮起放下手機的旋風。“反技術依賴”小組擁有超兩萬名組員，他們聚集在此，為避免過度依賴技術而造成自己某些能力的退化。

“如果不能使用在線導航，還能不能有識路和找方向的能力？ 如果不能網購，還知不知道一些偏門物件該去自己城市的哪個地方購買，有著奇怪維修技能的師傅住在哪兒、該去哪兒找他……”

在“遠離屏幕計劃”小組，超過三萬組員正在努力實現“有意識地放下這些配置著屏幕的工具，回到三維空間去”。“數字極簡主義者”小組裡，將近兩萬人一同嘗試合理使用科技，“找到自己真正認為有價值的事”。

為此，有組員將智能機換成隻能打電話發短信的老人，有人開始瞭時長不等的互聯網脫退實驗，還有人直接選擇物理隔離——將手機鎖在盒子裡。

21歲的程沖是“反技術依賴”小組最早一批成員，她隨意瀏覽豆瓣時發現瞭這個小組。

她聯想到，從前去往陌生之地需要問路，需要買東西是到店裡挑選，而網購、外賣代替瞭生活中本應該有的體驗。她非常同意，技術的發達讓自己失去瞭部分技能。

還有一個更深的不安：人的決策和判斷被技術操控。

在《算法社會的“囚徒”風險》一文裡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彭蘭寫道：“對於個體來說，當他接受算法推薦的內容、產品時，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借助算法作出判斷與決策，也就是把對內容與產品的價值判斷建立在算法的評價上。”

隨後，她又對人類將判斷與決策完全交由算法表示擔憂：“算法雖然打破瞭人的某些舊套路，但也會形成一些新套路；如果人們的決策越來越陷入算法營造的套路，那麼人類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也會萎縮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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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年輕人打算反抗算法，希望在這場技術入侵生活的戰役中，重新拿回主動權。

小林20歲，在廣東的一所高中上高三復讀班。她傢住在鐵路邊，通電話的過程裡，不時能聽到火車呼嘯。

約莫四年前，她在網上看到一期關於大數據監控的講座，一些零碎的日常浮上心頭：外賣軟件和購物軟件，總是給她推送自己偏好的食物和商品。她收到的垃圾短信上，有自己的收件昵稱。她疑惑，發送人怎麼知道自己的號碼和昵稱呢？

類似情況反復出現，她意識到，是自己在平臺上操作後留下痕跡，被算法捕捉到瞭。

她對算法的入侵有兩個擔心：擔心自己的指紋、聲音等個人識別信息被竊取去幹壞事；擔心算法獲得更多數據去描摹自己的形象。

即使算法獲得你的個人信息，給你推薦商品，又如何呢？這位高中生給出自己的答案，“他們瞭解你，就可以操控你。”她經常看哲思類的雜志，認為“成長是一件非常需要自我意識去推動的事”。

在小林看來，每個平臺可以用戶在平臺上透露的信息。如果有人獲得自己在各種平臺上的數據信息，就可以借此拼湊出自己完整的形象，“你被3D化瞭，數據化瞭”。她的擔憂是，意志力薄弱的人，會被引導做不好的事。

大約從2018年起，小林開始有意識地在生活中反抗算法。

她經常在一個為用戶發掘精品應用的網站上瀏覽帖子，尋找需要開啟權限更少的軟件版本，她發現，“很多國際版的相對來說會比國內版本的少很多權限”。

根據自己的摸索和在網上學習的經驗，她在帖子裡列出11條方法，包括限制各種權限；關閉系統/應用推送和個性推薦；盡可能不瀏覽應用首頁，不讓它得到更多數據描寫你的用戶形象；為瞭避免消費信息泄漏，盡量用現金支付，少用移動支付等等。

“最最重要的是，別輕易給出自己的聲音、指紋、臉部三大生物信息，這是跟你一輩子的。我現在除瞭工商銀行和手機鎖屏，哪個軟件我都不給。”

去年年底，她在豆瓣上發佈瞭一條長文，記錄自己反抗算法的實驗。

她已經盡可能關掉所有權限，還時常感覺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有的應用，必須交付權限才能使用，否則直接退出。對於地圖這樣實在需要使用的軟件，她不得不讓渡自己的權限，用完再刪。

小林盡可能關閉權限

還有一次，她在淘寶上搜索“耳機”，打開閑魚時，“耳機”二字清清楚楚出現在搜索欄裡。

“大部分權限我都關閉瞭。定位權限是關掉的，獲取文件權限我也是關掉的，相冊也是關掉的。”她想，大概是電話識別的權限，透露瞭她的選擇。

凡此種種，她很無奈，也算得上釋懷，她畢竟隻是個文科高中生：“這個軟件做出來，背後有維護人員、開發人員、設計人員、運營人員等等。你一個人要去對抗這些，你是很有限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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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圖師程沖則開始瞭不用手機的實驗，以求退回原始的，人與人面對面交流的狀態。

那是去年一個尋常周日，她發現，原來不玩手機的時候，能幹這麼多事。

早上八點，她起床煮瞭頓早餐，先定瞭個一小時不看手機的鬧鐘。為瞭打發時間，她去小區樓下跑瞭五六圈，回傢後拖瞭地，把桌子也全都擦瞭一遍，“一個小時還差幾分鐘才到。”

接著，她去市場買菜，每個攤位面前都擺著收款二維碼。當她把現金遞給攤主時，由於沒有現金找零，老板娘不得不跑到隔壁攤位給她換錢。

她還和朋友約瞭電影，算上步行和地鐵換乘時間，從傢裡到電影院需要一個半小時。她沒帶手機看不瞭地圖，從頭到尾都在問路。

奇妙的事情出現瞭，有的路人不搭理她，而搭理她的路人幾乎都需要打開手機導航，才能給她指路。

社會學傢項飆提出“附近的消失”概念：由於網絡的發達和各種技術的騰飛，當代人要麼瞭解自己的小傢，要麼就是瞭解整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，對處於中間的“附近”的瞭解逐漸模糊，鄰裡互不相識，信任感也漸漸消失。

現在，程沖已經很難完全不帶手機出門瞭。僅僅是出示健康碼一關，就已經把她打敗瞭。

多位受訪者提到，讓手機回歸工具屬性的最重要方法，是將無意識地打開手機，變成有意識地使用手機。

他們建議，及時捕捉自己想玩手機的信號，問自己真的需要打開手機嗎，是有什麼非做不可的事還是想劃一下屏。如果是後者，就乖乖把手機放回去吧。

李文長期浸泡在“互聯網脫退小組”裡，對這些退網方法耳濡目染，提起來也頭頭是道。但她最終還是決定放棄退網實驗。

一開始，她按照經驗貼，把微博、豆瓣、抖音、百度網盤等應用卸載，但當自己一個人的時候，當焦慮、拖延襲來時，她是忍不住把軟件下回來。

她告訴自己，“就一小下，沒什麼大不瞭，下次再戒吧。”手指在屏幕上輕點，網速很快，卸載再下載之間幾乎是無縫連接，好像從沒下載過。

“能理解吸毒人的快樂，註意力被屏幕吸引過去的時候，感覺什麼都不用想，不用煩惱，很爽。”她說。

當她必須放下手機時，一種深深的自我厭惡湧上心頭。“厭惡後還是選擇逃避，一般我會睡個20分鐘來平復心情，起床後心情會好一點。”

現在，她厭倦瞭頻繁卸載又下載的退網實驗。

她安慰自己，“這就是這個時代的特點，順應時代，就算把自己變成原子也無可厚非。”

六六鏡頭下的城中村

路遊講起戒網期間印象最深的一個瞬間。那天她坐上班車，手機放在口袋，深圳道路兩旁的棕櫚樹充滿熱帶風情，映襯著背後藍藍的天。海風輕拂，她看著窗外的一切，什麼都不用做，就感覺幸福。

（文中李文、路遊、程沖、小林為化名）

九派新聞記者覃鈺鈺